和“十三五”规划纲要相比，近日公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把“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提到了更加显著的位置。

第一财经记者通过对比发现，“十四五”规划纲要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基础上，增加了“深入”二字，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并把原本列在第二十二章的内容提前到了第八章。

与此同时，在“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中，首次提出了“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而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的主要目标之一“服务业比重进一步提高”则不再出现。

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告诉第一财经，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主线。没有制造业的支撑，双循环的链条转不起来。因此，“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之后，我国接下来还会密集出台一系列加强制造业的相关政策，包括金融和贷款政策，以推动供应链“小齿轮”民营企业以及外资等向制造业的发展。

制造业比重处于下降状态

当前中国制造业比重正处于下降状态，并且降幅跟其他国家相比明显过快，2016年中国制造业占经济的比重峰值达到32.45%，随后出现了波动中的趋势性下降，2019年降至27.17%。

在2020年11月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发展规划论坛上，工信部副部长王志军透露了上述信息。

他提出，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意味着制造业的生产增速要与经济增速基本同步，“这个在我们国家既是必须的，也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此前在出席国新办组织的吹风会时也提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去制造业化或者说是去工业化。”

他认为，过去几年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过快。因此，“十四五”期间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发挥制造业的创新效应和产业关联，带动经济高速发展，是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黄群慧表示，理论上讲，随着国民人均收入提升，制造业比重会逐渐下降。但如果制造业比重下降过快，服务业又不能很好地带动经济，而是由一些低效率产业替代制造业，就可能让经济面临风险。

黄群慧分享的数据显示，日韩德等国人均GDP为3万～4万美元，制造业比重普遍保持在20%以上，德国近年甚至提出制造业比重达到25%；中国目前人均GDP仅在1万美元左右，制造业占比从2017年的30%以上下降到了28%左右。

究其原因，王志军觉得，这其中存在一定的客观性。随着产业分工水平不断提高，制造业中的非制造环节不断分离出来，形成了服务性产业，所以制造业占经济的比重会出现结构性下降。

他以集成电路为例称，该产业发展初期包括了设计、制造、检测、封装，这四个环节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统计都列入制造业，但随着技术发展，这四个环节独立成了四个产业，其中设计和检测成了服务性产业，这样真正列入制造业统计范围内的只剩下制造和封装。

不过，王志军表示，需要正视的是，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还未结束，产业链、供应链处于中低端，而且不完整，断点和缺陷很多，工业发展的空间还很大。

在王志军看来，中国制造业比重出现过快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这样的结构性矛盾导致近来中国制造业从业人数和资金流入都呈现放缓甚至是下降趋势，这和中国仍处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阶段并不相称。

如何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针对国际国内环境，‘十四五’规划纲要对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措辞有所变化，实际上是顺势而为的选择。”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对第一财经表示，随着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人类经济社会进化，过去十年中全球制造业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一直在渐进下降，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强势的总量目标，并不是某种“担心”，而是一种逆流而上的“信心”。

根据他的观察，除了总量目标，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更加强调了“质量”目标，即进一步集中资源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实际上，过去几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始终是高于制造业整体，表明这种“保量增质”的政策思路始终在贯彻执行并对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工信部在2020年底的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公布的数据，2016～2019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7%，由20.95万亿元增至26.92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达到28.1%；数字经济规模年均增长16.6%，由22.6万亿元增至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6.2%。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对第一财经称，在疫情的背景下，全球供应链受到影响，对中国制造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服务业的产值也受到了较大影响，这让制造业的根本性作用以及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的主导作用愈加凸显。再叠加贸易摩擦等因素，中国越来越认识到制造业的核心地位，并在“十四五”规划中把制造业和科创相联系，作为中国未来五年发展的重要方向。

程实认为，中国制造业体量连续11年居全球首位，是中国经济长期崛起的基石。同时，制造业转型升级是中国经济“双循环”新模式构建的根本，双循环的首要任务是畅通内部大循环，一系列产业行业层面卡脖子问题的解决，根本上都需要制造业的全面自主可控与能力提升。

放眼全球，王志军表示，国际上有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成功经验，最突出的就是德国，“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近30年的时间，德国制造业占经济总体比重稳定在23%左右的水平，也有数据说是20%左右的水平，在金融危机变动过程中，曾出现了暂时的波动，但是其后稳定性非常强”。

目前，德国对于制造业发展的重视程度只增不减。德国《国家工业战略2030》提出，到2030年德国工业产业占经济比重要提高到25%，在现在的比重上进一步提高。

邵宇表示，要实现中国供应链的完整以及用自主可控的技术替代进口，就必须把短板补起来，同时对长板加大投入，即让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制造高点拥有话语权的资本。只有两者结合，才能真正加强中国制造业和供应链。另外，加强供应链和科创之间的有机互动，把创新立足于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才能让经济发展更加可持续。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全球产业链已经自然从过去的单中心（美国）模式渐次转化为三中心模式，中国、欧洲和美国在区域经济的产业链中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凸显。程实提出，未来的全球化将是以区域化为基础的多层次全球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制造业过去面对的是与亚太区域内经济体的同质竞争问题，未来面对的将是如何实现产业链错位互补问题。

“针对这样的大趋势，中国的理性选择，是借由双循环构建完整的内部产业链，培育自身在产业链制造业高端位置的存在感和影响力，然后渐次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攀升至产业链的中上游，与东盟、日韩等区域经济体形成产业链错位互补关系，进而在利益和情感上谋求进一步的共赢发展，借此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构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制造业的升级与升维，将是重要一步，对于激活区域经济供需活力将起到重要作用。”程实说。